想到这些，丁昊南微微的点了下头，一边招呼他坐下，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做什么事都得有诚意，在公益慈善方面，许多国家不都是政斧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嘛，你们也可以借鉴借鉴，在职能转移方面开个先例。”

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虽然起步较晚，但慈善资金却一点都不少，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捐国之一。

但因为种种原因，六成以上的捐款都流入政斧以及有政斧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。其中两成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，一成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，三成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和慈善总（协）会。

只有1.3%左右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、民非和福利院领域里。而在这个领域里，依然有一些是有政斧背景的机构。这就意味着国外和国内的捐款并没有回到民间，而是“逆向”流回了政斧。

而国际上通行的则是政斧购买ngo（非政斧组织）的服务，比如美国政斧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.5倍。中国恰恰相反，变成了ngo“购买”政斧的服务。也就是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，用公众的捐款再去和政斧合作做项目，钱也因此再回到政斧。

丁昊南说得很婉转，但意思却很明白，那就是让龙江市委市政斧把追加的那两千万资金，交给贺秉苏的艾滋病防治基金会来支配。

说得好听点是诚意，说得不好听点是交易，可两千万不是一笔小数字，再说又没这方面的先例。刘东川犹豫不决，愣了好一会都下不了这个决心。

看着他那副为难的样子，丁昊南轻叹一口气，意味深长地说道道：“东川，形势逼人强啊，事到如今，难道你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？”

“那好吧，我找他谈谈。”

丁昊南哪能不知道这个“他”是谁，生怕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一拍两散更不好收场，连忙提醒道：“田教授当选上长江学者后一直很忙，最好请个关系不错的人预约一下。”

刘东川点了点头，摇头苦笑道：“丁省长，您说我招谁惹谁了？这小子，提起他我就是一肚子的气。”

“跟他做朋友的确不容易啊，据说连逸风同志和维明同志都被他打了次土豪，还好我跟他关系一般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会被折腾成啥样呢。”丁昊南站了起来，一脸感同身受的表情。

离开省委大院，刘东川便掏出手机，拨通了老搭档任然的电话。想请他这个跟田大教授关系不错的人出面打打圆场，看能不能在不采纳丁省长建议的情况下解决问题。可生怕引火烧身的任然，在电话里顾左右而言他，就是不想充这个大头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刘东川只能独自赶往江大，找一别四年的田大教授“叙旧”。

正如丁省长所说的那样，田教授真的很忙。刚给刚入学的新生上了一堂西方哲学导论，又马不停蹄的赶到学校礼堂，讲伦理学的公开课。

在新校区的哲学系扑了个空的刘东川，只好在陈主任的陪同下追了过来。可田大教授正讲得口若悬河，刘东川不得不找了个位置，老老实实的坐在讲台下等待。

“……旧的思想方式为什么可疑？传统观点为什么可疑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论证：传统显然是不够用并且不太好，否则现状就不会这么糟糕。你不能说现状不糟糕，因为你肯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。

同样可以这样论证：我们的传统显然是弱的，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崇洋媚外。强弱虽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，但弱的肯定有毛病。当然，并不是柔弱的风格一定不好，但只有在以弱胜强，以柔克刚的时候才好。遗憾的是，老子的这种精神往往只被记住了一半……”

不得不承认，这小子肚子里的确有点货。连讲义都不用看，就能滔滔不绝的讲个不停，而且还讲得丝丝入扣，很符合逻辑。深入浅出，妙趣横生，一点都不枯燥。

刚才还憋着一肚子火的刘东川，不知不觉中被吸引住了，甚至还问秘书要过纸笔，时不时的记录点什么。

田文建显然没注意到台下来了位不速之客，等学生们笑完之后，接着侃侃而谈道：“虽然传统很有些问题，但要把它‘转换’为现代社会的思想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现代新儒家所描写的‘转换’令人想起纸上谈兵。请原谅我又要使用逻辑：传统是有毛病的，要把它转换为现代思想，就需要用某种思想去改造它，可见用于改造它的思想是决定姓因素的。

因此，最后制造出来的思想的结构和原则，必定要以用于改造它的思想为准，而不能还是以传统为准。而且，假如说来说去主要还是传统那一套，就意味着传统所造成的困难仍然存在，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转换了。

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创造出新思想，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传统思想。在吸收西方思想方面也一样，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思想，我们拿什么去吸收别人的优点呢？”

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田大教授从传统到底需要恢复什么？怎样恢复？讲到孟子和新儒家的心姓伦理学。引出了伦理学主要是要说出事情应该怎么做？还是应该做什么事情？这个很具现实意义的问题。

伦理学家肯定会对此很生气，如果像刘东川一样坐在台下的话，那他会更生气。因为田大教授太尖酸刻薄了，居然冷嘲热讽道：“伦理学很迷恋‘应该’这个概念，当说到一种行为是应该的，当然就暗含着它是好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‘应该’这个概念很霸道？很不讲理？

如果伦理学家规定什么是应该的，那就等于规定了什么是好的。这好像是说，我们都是白痴，连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都不知道……！”

伦理学教授引导学生们去反思伦理学这一学科，听上去的确有点滑稽，但又让刘东川情不自禁的联想到一系列现实问题。比如公民道德规范，又何尝不是像田文建所说的那样傲慢？何尝不是告诉别人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？

而事实上伦理学不能规定什么是好的或坏的，或者说，不能规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或没有价值的。一种事情有没有价值由生活去定义，“好不好”是前伦理学的概念，理论没有权力替代生活去定义和划分好坏。

就在他陷入沉思之时，田大教授走下讲台，循循善诱地总结道：“为什么‘幸福’和‘公正’会成为伦理学最关键的问题？因为幸福和公正其实就是人们最想要的生活，也是人们最缺少的生活。世界那么壮观，生活那么丰富，女孩子那么漂亮……一切好的应有尽有，可是为什么还是不幸福？

如果无限得到这一切还不是幸福，那么就很容易知道合理地有限地得到这些更算不上幸福，而抑制快乐的窒息生活就是不幸……通常的伦理学纠缠于应该要快乐的生活还是要抑制的生活，应该重视个人还是重视集体，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。

问题不在于应该得到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利益，而在于这些都不能说明生活是值得一过的。幸福是清楚的，幸福之路是不清楚的，幸福的保障也是不清楚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生活怎样才是值得一过的，应该过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？谢谢大家。”

真是一节别开生面又引人深思的公开课，礼堂里沉寂了片刻，突然响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也正是通过这一节课，让刘东川意识到田文建再也不是四年前那个狡猾的小官僚了。而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、真理的超然无私的感召，敢于斥责[***]、保卫弱者、反抗不完美的知识分子。

（未完待续）